對文獻批量復制的社會需求還與教育有關，并且這種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，意義更為重大。對于“文獻之邦”的我國來說，以儒家經典為代表的所謂“正經正史”才是主流社會認可的“圖書”。即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這類文獻所承載的信息和知識也更為豐富和多樣。隋代產生、唐代基本成型的科舉制，是引發這種社會需求最重要的因素。

　　科舉制分科舉人，考試科目基本固定，學習內容也基本固定。換言之，由過去個性化的學習轉變成標準化、程式化的學習。除普通考試外，還有不少專科，如醫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等，這對于經學一統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來說，是一場革命性的變化，大大促進了教育的發展，也促進了圖書事業的進步。在科舉考試制度之下，全國同一科考名目下學習的內容基本相同，教材也大同小異，于是，科舉考試用書的批量復制便有了強烈的社會需求。史載，五代后唐長興三年，“宰相馮道、李愚，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，刻板印賣，朝廷從之。鋟梓之法，其本于此，因是天下書籍遂廣”。北宋沈括也說過：“版印書籍，唐人尚未盛為之，自馮瀛王始印五經，已后典籍，皆為版本。”過去許多學者據此將馮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“九經”作為雕版印刷術的起點，是有道理的。在此之前，并不是沒有雕版印刷的圖書，史籍中有不少相關記載，沈括所說的“唐人尚未盛為之”，也沒有否認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圖書。但是，對于儒家社會的讀書人來說，只有“正經正史”這類圖書才是真正有意義的“典籍”。

　　雕版印刷圖書進入“黃金時代”

　　如果說，隋唐時已開始用雕版印刷圖書，到五代時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“大雅之堂”，而用雕版印刷的圖書被全社會普遍接受并得到廣泛應用的“黃金時代”，則是在宋代。

　　推動雕版印刷圖書“爆發式”普及最深刻、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宋代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，以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。早有眾多學者指出，宋代尤其是江南的農業生產力水平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高峰，并居于當時世界的前列。農業生產力的提高，使得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可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，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職業。一方面，宋太祖曾宣布“本朝不抑兼并”，土地私有化迅速發展。由于土地兼并，農民增加了失去土地的可能性，也增加了離開土地的可能性，當然也就增加了選擇從事土地耕種以外如手工、商貿等職業的可能性。地主對于土地的權利也變得簡單了，可以離開農村進入城市，“坐食租稅”。這些變化，使得城市快速發展。龐大的市民階層既是文化產品的主要生產者，也是文化產品的主要消費者，城市成了名副其實的手工業中心、商貿中心和消費中心。另一方面，宋代力役制度的變化，也使得工匠在應役之外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，從而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，社會分工越來越細、越來越專，出現了不少專門從事雕版印刷的工匠，朱熹狀告唐仲友一案中私刻會子被判刑的蔣輝就是這類專業的工匠。此外，宋代全國性的商貿體系也已十分完善。在宋代各行各業中，雕版刊印圖書是一個利潤頗豐、影響很大的行業，除了私人刻印書籍外，各級各類政府機構也刊印、售賣圖書，圖書印刷原料生產包括造紙、制墨和雕版、刷印、運銷等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。這些變化，既促進了文化產品數量的增長，也提高了文化產品的質量，是雕版印刷術的應用在宋代進入“黃金時代”最重要的社會、經濟因素。

　　雕版印刷術從發明到廣泛應用，與其說是一個事件，不如說是一個漫長且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，在此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，是社會、經濟因素遠遠超過了雕版印刷技術與方法本身。研究這個發展變化的過程，需要以宏觀的視野，將其置于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，從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進行綜合的觀察、分析。雕版印刷問題如此，其他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也無不如此。

　　（作者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，專著《中國古代圖書史——以圖書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化史》入選《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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